第948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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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,一是曹禺,一是沈从文,一是萧乾。我自愧不如他们,才能要差好几倍。”

就名气来看,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,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。

出发当日,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:“周先生,我是萧乾!”

“是秉乾啊,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?”周赫煊笑问。他当然认识萧乾,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《大公报》副刊的主编,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。

“我去年底到英国的。”萧乾有些尴尬地回答。

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,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——婚外情。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,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,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(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)。

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,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。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,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。这不算完,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,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,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。

周赫煊问:“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?”

萧乾道:“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。”

“有没有想过做《大公报》海外特聘记者,专门报道欧洲战事。”周赫煊发出邀请。

萧乾笑道:“当然愿意。对了,我这次来找周先生,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。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,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,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。”

“那是好事啊,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?”周赫煊问。

萧乾说:“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,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,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,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。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,让他们大受感动,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,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。”

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,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,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。随着几百年的发展,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,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。

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“灵”,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,人可以借助“种子”认识真理,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。总的来说,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,跟传统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恰好背道而驰。他们还认为《圣经》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,只要依靠“灵光种子”就能接近上帝,领悟人生的真谛,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。

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?

因为这个教派坚守“爱与宽容”的原则,并且强烈反对暴力,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,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。他们往往站在“正义”的一方,包括中国抗日战场,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。

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,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。刚开始只有4人,半年时间就发展到40人,并且陆续有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,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。

他们并未直接参战,而是负责物资运输、修理汽车、医疗救助、战时服务等等,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顺便一提,援助中国的“英国公谊会救护队”有两位创始人,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,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——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。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,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,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。

既然是国际友人,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,他笑道:“等我从牛津回来,就去东方学院讲课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,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,”萧乾突然问,“周先生,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?”

“跟着我干嘛?”周赫煊笑道。

萧乾说:“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,向英国的报纸投稿。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,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,写一篇叫做《周先生在英国》的报告文学。你不会介意吧?”

“随你的便,但车票钱自付。”周赫煊开玩笑说。

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,马珏摇下车窗说:“先生,可以出发了。”

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,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,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。

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,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,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。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:“先生你看!英国人真有趣,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。”

周赫煊转头看去,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,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。

萧乾解释道:“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,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。”

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,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,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,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。相比而言,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,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。

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:“上周,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,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?”

“烧掉?”马珏问。

萧乾笑道:“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,拿到市区兜售,一便士一张。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,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,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。”

马珏乐不可支: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

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,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,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,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。

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,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,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。

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,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,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,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,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。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,但却视若无睹,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,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。

不管能不能救,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,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。

或许有人命硬,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,搬尸队的粗野操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!

萧乾继续说道:“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,反而变得更友善了。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,似乎看不起中国人,但现在我每次出门,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。我去餐厅吃饭,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:先生,请享受你的饭菜,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。”

周赫煊道:“当战争来临,总会带来凝聚力。人是一种社会动物,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,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。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,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,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。这跟国民素质无关,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。”

萧乾说:“但我确实感受到了,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。”

“仓廪足而知礼仪,无非是英国更富有,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,”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,补了一句,“当然,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。”